20240115社會科補充-促成大航海時代背景及成因
1.宗教改革•科學革命•大航海時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FveMm1X4AA
2.文藝復興與啟蒙時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Wlw1d8sgpg
3.科學革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4cmjhHrNIc
翰林高中歷史 - 科學革命
https://www.ehanlin.com.tw/app/keyword/%E9%AB%98%E4%B8%AD/%E6%AD%B7%E5%8F%B2/%E7%A7%91%E5%AD%B8%E9%9D%A9%E5%91%BD.html
科學革命始於西元 1543 年，這一年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和凡沙理斯的《人體構造說》問世。 英人牛頓（西元 1643 ~ 1727 年）集科學革命之大成，他說自己是站在巨人（克卜勒、伽利略）的肩膀上前進，所以才能看得更多、更遠。 他認為宇宙是一部自行運行的機器，如同一座鐘，一切事物的進行像鐘的滴答聲，係由上帝最初賦予的原動力推動， 稱為「大機械宇宙論」。 西元 1779 年法國《百科全書》主編狄德羅的合夥人、數學家達朗貝爾，將伽利略到牛頓一系列的成就定名為「科學革命」 天才的世紀： 20 世紀哲學家懷海德把 17 世紀命名為「天才的世紀」，因為 17 世紀是科學家輩出的時代。
4.【科學家的故事-哥白尼】
(1)為什麼古人會覺得太陽繞著地球轉？｜ 地心說與日心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xVZJOFzKHQ
(2)從宇宙的角度看太陽與地球旋轉｜ 地球自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FZS-T3ftFM
(3)四季變化的原因跟太陽照射地球角度有關！｜ 四季變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QcSJuWefOo
5.地理學（英語：geography）是探索地球及其特徵、居民和現象的學問，研究地球表層各圈層相互作用關係，及其空間差異與變化過程的學科體系。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9C%B0%E7%90%86%E5%AD%A6
在16世紀至17世紀的地理大發現時期，探險家如克里斯多福·哥倫布等發現及佔據新土地，需要令地理資料更為準確，與及一個更為堅固的理論基礎。由傑拉杜斯·麥卡托（Gerardus Mercator）和伯恩哈德·瓦倫紐斯（Bernhardus Varenius）的著作《地理學概論》（Geographia Generalis）正正是新出現的科學化地理學的一流例子。
時至今日重視跨學科間連接的加強
在經歷兩個世紀的科技進步如電腦等引致地理資訊學的發展和引進新方法如參與觀察及地質統計學作為地理研究的工具。在20世紀的西方，地理學科經歷四個過程：環境決定論、區域地理學、計量革命及批判地理學。因為地球科學追求以一個全面涵蓋的視界理解世界的關係，跨學科連接在地理學、地質學、經濟學、社會學、人口統計學間大量加強。
延伸閱讀:
* 20240115社會科補充
FROM: 國家圖書館-學術知識服務網https://ref.ncl.edu.tw/%E5%AD%B8%E7%A7%91%E5%B0%88%E5%AE%B6%E8%AB%AE%E8%A9%A2%E5%B9%B3%E5%8F%B0/%E7%9F%A5%E8%AD%98%E5%85%B1%E4%BA%AB%E5%9C%88-%E6%96%87%E7%AB%A0/%E6%AA%A2%E8%A6%96%E6%96%87%E7%AB%A0/757-philippine-sea-plate
Q.請問Philippine Sea Plate的中文到底是菲律賓海板塊還是菲律賓板塊？按照英文直接翻的話應該是菲律賓海板塊，有很多的網路資料都是這樣寫，我本來以為氣象局也應該會寫菲律賓海板塊，但是中央氣象局全球資訊網的地震百問第五十三個上面卻寫的是菲律賓板塊。A.您好: 根據彭阜南主編 "海洋地質學辭典"， 臺灣地球科學文教基金會， 2001， 頁224:
菲律賓海板塊 Philippine Sea Plate， 即 "菲律賓板塊". 另
菲律賓板塊 Philippine Plate， 又稱 "菲律賓海板塊".
所以， 您和中央氣象局應該都是對的.
https://baike.baidu.hk/item/%E6%98%8E%E6%9C%9D%E5%B0%8F%E5%86%B0%E6%B2%B3%E6%99%82%E6%9C%9F/9108495
明清小冰期的到來，不僅給農業社會帶來了災難，甚至成為戰爭爆發的導火索。例如，在明代中葉，受到小冰期的影響，北方持續低温、乾旱，草場退化，為了改善處境，北方少數民族頻繁南下，大範圍的戰亂和饑荒摧垮了明朝政權。明朝小冰河時期指的是明末清初整個中國冬天奇寒無比的幾十年時期。這一時期的年平均氣温都很要低，夏天大旱與大澇相繼出現，冬天則奇寒無比，連廣東等地都狂降暴雪。中外專家指出，明朝滅亡後的1650—1700年間是整個小冰河時間中最寒冷的時期之一。明朝中葉，即1500年後，氣温驟然下降，有人認為氣温最低的階段就是明朝末期的那段日子——1600年至1644年 [4] ，然而根據美國地理學家協會年刊的研究數據，明亡後的1660年—1680年以及1850年—1880年才是小冰河期間中國北方及中部最冷的兩個時期。
澎湖灣的荷蘭船：十七世紀荷蘭人怎麼來到臺灣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92317
1604年秋天，三艘荷蘭克拉克大帆船來到澎湖灣，和明朝對戰、在東亞劫掠，從此改變了澎湖與台灣的命運。
大航海時代開啟，歐洲人相繼東來，交織成無比複雜，精彩萬分的悲喜劇。海盜與海商勾心鬥角，日本豐臣秀吉想征服世界而征戰朝鮮，明朝大將帶領水師對戰荷蘭紅毛船，歐洲崛起大國將內部戰爭延伸至海外殖民地。
每一個人、每一件事、每一場戰爭、每一次交易的背後，都有著曲折豐富、精彩無比的故事，在此時此刻，交會於澎湖。故事，必須先從澎湖說起。十七世紀的歷史對全世界許多國家來說，都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數以萬計的歐洲人第一次來到亞洲做起殖民的生意，這個生意有賺有賠，卻也不是想像中那麼容易，因為不少人還沒來到亞洲就已經葬身海底。這時期，歐洲人以強勢的武力，占領了世界大部分的區域，進行資源掠奪以及後來的商業貿易，為其國家或個人賺取不少利益。雖然那時候的亞洲國家武力普遍較弱，但入侵者對於氣候和環境的不適應，以及引發的戰爭，也奪走許多外來者的生命，然而這些砍頭的旅程還是屢見不鮮，樂此不彼。
對於這個時代的在地者，遇到素昧平生的陌生人，擁有那麼強大的武器，他們可能心懷期待、緊張、懷疑、害怕等各種想法，但也只能被動以對。而人類的社會，原本也就是弱肉強食的思維，有利可圖之事，絕對不會放棄，所以荷蘭與明朝在澎湖觸發第一次的相遇也不足為奇，但對於該地及周邊來說，將面對一個極大的挑戰。
《澎湖灣的荷蘭船——十七世紀荷蘭人怎麼來到臺灣》一書，為楊渡先生的另一巨作，本書以十七世紀的澎湖為背景，論述了荷蘭與澎湖的第一次相遇，觸發了一連串的有趣故事。本書承繼以往楊先生歷史小說之特色，運用相當多的史料，重現當時的歷史場景，相當寫實，讓讀者身歷其境，彷彿是劇中的小角，饗饕著往日大事。
澎湖是東亞海域的航海指標，無論是該區域的南北向航行（臺灣東部航線除外）或者是東西向航行，大部分的航線皆以澎湖為中繼站，或是航海的導航地點，猶如非洲的好望角或是模里西斯。正因如此，元朝之後，海外貿易興盛，政府開始在澎湖設置據點觀察海上變化。幾百年後的荷蘭人，也正好經過此區域而來到了澎湖，他們想以澎湖為據點，作為貿易站、軍事防禦地點，編織在這個區域精彩的歷史故事。
當時期的中國，可以稱是亞洲最強大的國家，然而船舶和火砲威力還是比不上荷蘭，但與東南亞其他國家相較則是天壤之別，至少讓荷蘭不敢輕舉妄動。即便荷蘭於1604年占領澎湖，最後明朝在地利和人和的優勢下，勸退了荷蘭。1622年荷蘭人又再度來到澎湖，這次更為強硬，不想輕言放棄，過程中的外交戰，你來我往，爾虞我詐，相當精彩。但形勢比人強，明朝還是讓荷蘭摸摸鼻子，只能轉占大員了。
本書除了以史料為基礎的寫作特點之外，另一項特點，則是完整記錄了人、事、物的素描，讓讀者在閱讀之後增廣見聞，更能掌握該時期的重要事蹟，這樣的寫作方式更是費心，實屬不易。再者，文筆流暢、淺顯易懂的寫作技巧，符合現代人的速讀需求。另一方面，作者以單元的方式鋪成主題大綱，除了順著時間軸的講述之外，也兼顧各單元的論述，得以成為獨立之一篇，方便讀者隨意抽取閱讀，亦能快速掌握要義。
澎湖的歷史開啟了臺灣的世界舞臺，這一段歷史相當精采，作者認真的爬梳浩瀚史料，將這幾十年的荷蘭與明朝的交往歷史，以更貼近當代人的寫作技巧呈現歷史記憶，值得好好地細細品味。李其霖｜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兼海洋及水下科技研究中心副主任荷蘭文很難懂，古代的文言文也很難懂。不過，就是把荷蘭文和文言文都練得虎虎生風，十七世紀初荷蘭人兩度占據澎湖的前因後果與來龍去脈也還是很難懂。幸運的是楊渡寫了眼下這本書。他以清楚的邏輯和流利的文筆，述說了這一段與臺灣四百多年來的發展糾纏不休的故事，帶進了海洋史與全球化的概念，擴大了你我的視野。
不過，歷史究竟是歷史，已經過去很久的事和現在的個人生活沒有直接的關聯，可以冷靜地批判瞭解，很適合「用電影的慢動作」方式細細地看、慢慢地看，不時停下來仔細想一想。本書作者廣泛蒐集資料、巧妙鋪排，讀者披覽之餘，一方面在知識上默默增長，他方面也可以讓思慮在時空中無限奔馳！陳國棟｜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楊渡的歷史敘事總是帶給讀者一種時間與空間、宏觀與微觀交織的視野。這本書不僅說著澎湖群島的海洋故事，也牽動著臺灣、荷蘭東印度公司及東亞、東南亞各地，既是地域史，也是東亞史及全球史。更重要的是，這本書提供了一個擺脫歐洲大航海論述的十七世紀東亞史觀，也翻轉中心與邊陲的偏見，藉由史實的考證，讓東亞的主體性得以浮現，也重新看到臺灣的價值。這是全球地域學的歷史回顧，也是二十一世紀臺灣再出發的契機。江柏煒｜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教授兼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這本《澎湖灣的荷蘭船──十七世紀荷蘭人怎麼來到臺灣》是楊渡先生繼《在臺灣看見歷史》、《有溫度的臺灣史》和《1624，顏思齊與大航海時代》之後的臺灣史钜作，闡明澎湖自古就是攻臺成功的關鍵地位。
楊渡先生的歷史論述實事求是，能公正地說出當時的實情，揭露荷蘭殖民者劫掠福建、廣東沿海的殘酷行徑，如捕抓人民賣到巴達維亞當奴隸，甚至抓了太多就「乾脆丟下海去餵魚」。他一方面檢討明朝中央政府缺乏面向海洋時代的世界觀，是明朝落後的原因；一方面，他也讚揚具遠見卓識的官員，如胡宗憲、周起元、張燮等，知道地方上海商實際情況，瞭解世界局勢，不斷提出對策，想方設法解決問題。他們面對歐洲國家一點也不自卑，反而很好奇的跟利瑪竇學習西方的天文地理幾何學。
楊渡先生雖非專業史家，但他在搜集和解析中外歷史文獻不輸專業行家，尤其能擺脫臺灣主流史學界追隨「歐洲人所養成的優越感與亞洲人的自卑感」的治史立場，公正對待歷史，更勝於時下為殖民史觀所陷的臺灣主流史家多多。徐泓｜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廈門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導言
澎湖．臺灣．東亞史與全球化
１. 重回視野的東亞世界
最近，隨著東亞國際地位的重要性日增，有關東亞史與十五至十七世紀早期全球化歷史的研究，無論在臺灣、中國大陸，或者韓國、日本，都開始一波新的研究熱潮。這固然與東亞經濟圈的崛起有關，但它和1990年代之亞洲研究又有所不同。它更多是透過歷史，回歸東亞，指向未來。
1990年代的東亞研究偏重經濟面，諸如：日本第一、亞洲四小龍、四小虎、亞洲經濟奇蹟、雁行理論、儒家經濟圈等。它所環繞的中心，以帶動亞洲經濟起飛的日本為主。
但二十一世紀開始的這波研究熱潮，卻更為深刻而廣闊的挖掘早期全球化時代，以東亞為主體的歷史，以及與歐洲文明的首度接觸的碰撞歷程。相較過去以歐美為主體的觀點，這一波的主體更突顯東亞本身。每個國家以自身的歷史為主體，打開不同於歐美觀點的論述。
特別是，研究的歷史時間，不再從歐洲人東來開始，而是始於更早，從十五世紀歐洲人尚未來到東亞之前，東亞各國的國際關係與海洋發展史，再延續到十六、十七世紀歐洲人來到遠東，從而對亞洲國家的政治、經濟、地緣政治等，造成深遠的影響。過去並非沒有此種主題的研究，前中研院士曹永和即是佼佼者，但話語權一直掌握在歐洲殖民帝國的學術與媒體手上。東亞的這些研究與論點並未受到重視，是直到近期以來，逐漸成為顯學。
全球化之前的東亞之所以非常重要，原因在於：這些早已存在的東亞國家之間的交往與海洋貿易，正是歐洲人東來時藉以發展的物質與文化基礎。質言之，歐洲人所抵達的東亞，不是像他們描述的那樣，「哥倫布來了，美洲的歷史才開始」（愛德華多．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的反諷語），彷彿歐洲人來了才帶來商業與文明。事實是，東亞早有經濟與物質的基礎；甚至物質文明、工藝造詣、社會組織、國際商業活動的範圍等，都遠高於歐洲。這只要看看當時歐洲與亞洲的貿易逆差，就可以知道。
正如愛德華多．加萊亞諾寫《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想證明的，美洲本有自己的歷史與文明，是一個豐富飽滿的生命體，只因為歐洲人來了，切開它們的血管，吸取了它的血，才使得拉丁美洲變得貧窮落後、命運悲慘、不得翻身。而歐洲的資本主義帝國也正是靠吸取拉丁美洲、非洲這些國家的血，從自然資源的黃金白銀到農作物，從壓榨人民的勞動到大量奴隸的販賣，是這些人與大地之血，才滋養了這些的帝國。
東亞也是一樣的。東亞是在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之後，歐洲所帶動的軍事、工業生產，改變了航運技術，從而以新型態的船堅炮利，擊垮了東亞國家，建立新的全球霸權，因此改寫歷史，將東亞描述成一開始就是經濟落後、封建、封閉、不文明的待開化國家，進而將其侵略殘暴的殖民行徑，描述成帶來現代商業的「文明開化過程」。
學者曹永和在〈中國海洋史話〉中，對這一段歷史有非常清晰的提點。他認為：「明代歐洲國家東來的時候，由於東西雙方的差距有限，所以對東方並未如後代所認為造成很大的影響與衝擊。反之，在明代東、西方交會時，歐洲人從東方受到不少的影響。根據當時在各地布教的天主教傳教士的報告中，顯示了他們對亞洲各地高度的文明、繁榮的社會及精巧的工藝，無不十分驚訝。所以對於這一時期的西方東漸，有許多人認為對中國造成很大的衝擊，其實不然。這是十九世紀以後，歐洲人所養成的優越感及亞洲人的自卑感所肇始的。」
更明確說，是十九世紀之後，東亞始失去話語權與歷史解釋權。一切的學術研究、討論主體、價值判斷等，莫不以歐美的論述為標竿，弱勢的東亞國家被描述成不文明的、人吃人的黑暗國度，等待歐洲文明的拯救。殖民者的壓迫，於焉被美化為拯救，迫害變成救贖。
日本或許稍有不同，以「脫亞入歐」為精神指向，向歐洲認同起來。但在甲午戰爭之後，日本變身為亞洲的侵略者，先殖民韓國、臺灣，再侵略中國，最後侵略亞洲各國，甚至發動對美國的戰爭。但日本所標舉的旗號，卻是「大東亞共榮圈」。它所藉以號召的精神內涵，自稱是「王道」，亦即以亞洲的「主宰者、救贖者」自居，要將亞洲國家從歐洲帝國主義的壓迫裡解放出來，全面實施王道，進而領導全亞洲，對抗歐美。但在骨子裡，它仍是承接帝國主義的思想，只不過那個殖民帝國換成日本而已。在價值判斷上，並無翻轉之功。
二戰後，美國成為亞洲的新主宰者。冷戰二體制對立下，美國所建構的圍堵防線，從韓國、日本、琉球、臺灣一路延伸到菲律賓、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等。歐洲國家在十六、十七世紀所建構的殖民地，全面由美國所掌控。
曹永和所謂「歐洲人所養成的優越感與亞洲人的自卑感」依舊由美國所繼承。話語權依然掌握在歐美的學界。
這情況，要直到1980年代日本經濟崛起，及199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經濟起飛，日本與四小龍成為美國研究對象，四小虎（印尼、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繼之而起，成為被歐美期待的新興經濟體。亞洲國家終於逐漸擺脫過去的落後形象，而為歐美學界所看重。一時間，亞洲經濟奇蹟成為1990年代的顯學。
然而，1990年代的東亞研究仍是歐美中心主義，只是將亞洲經濟的崛起視為值得研究的對象，其主要關注的範疇在經濟發展，以及與此相關的社會文化。例如儒家文化與基督新教倫理的對比、亞洲人的儲蓄習慣、勤儉美德、儒家文化圈等。它是一個稍嫌模糊而籠統的大概念，並未深入到東亞各個不同國家的宗教、信仰、文化等內涵。
直到二十一世紀，中國大陸崛起，經濟起飛，其巨大體量的生產力與消費力，讓世界驚訝。尤其2008年金融海嘯時，中國開始在世界經濟重建上扮演重要角色。而亞洲其他經濟體如印尼、菲律賓、泰國、越南、馬來西亞、緬甸等，也同時活躍起來。特別是2013年之後，中國「一帶一路」政策所帶來的效應，招引許多大陸商人到東南亞國家投資，自然也帶來互相競爭的歐美投資熱潮。這些過去被視為落後的東南亞國家，因此重新被看見。一些基礎建設（特別是鐵路交通建設）所到達的地方，帶動起來的經濟動力，也讓十五世紀以降的東亞經貿交流、文化交往的歷史，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於是一種「找回東亞主體」的學術風氣，慢慢浮現出來。韓國、日本、印尼、馬來西亞等都有新的論述與研究，歐美研究者也逐漸改觀。
事實上，早在歐洲國家東來之前，東亞各國之間，早有交流。雖然它們有著不同的語言、宗教、信仰、生活、習俗等，各地的政權也不免有權力交替的戰爭、基於信仰與經貿利益的侵略，乃至於國與國之間的併吞，各地狀況都不一樣。各自發展，而又時相交會。像日本的戰國時代，正是明朝中期經濟發展的時代，而伊斯蘭國家正在擴張，印度的佛教則逐漸被婆羅門教所取代，麻六甲海峽的貿易則因國際局勢不穩，經濟活動減少。這些地區的變動，乃至於宗教信仰的轉移，都會帶來東亞情勢的改變。李伯重教授在《火槍與帳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裡，對此有相當清楚而概要的分析。而華人在這些國家的活動歷史，王庚武教授在《南洋華人簡史》裡，則有綱舉目張的刻劃。
總之，東亞國家之間的複雜程度，並不亞於歐洲，但彼此之間的經貿合作交流，其密集與交會之深，遠大於歐洲。比較起來，歐洲國家之間的戰爭規模與頻繁，則遠多於東亞。一如「大分流」所持的論點，因為有戰爭，歐洲在戰爭的技術上不斷提高，亞洲相對較和平，所以武器的進化較慢。
２. 東亞的超級大國
東亞能夠在大航海時代之前維持長時期的和平，有一個結構性原因：越級大國──明朝的存在。歐洲國家之間並不存在所謂的「國際秩序」，也就是各國之間若有矛盾爭端，彼此規模相去不遠，而又缺乏一個「超級權力」（Superpower），作為平衡的力量，或者仲裁者，則爭端只能靠戰爭來解決。說起來，天主教可能扮演仲裁者的角色，但宗教改革後，新的教派不一定服從。例如荷蘭就信仰基督新教，荷蘭的獨立戰爭一旦打起來，就硬是打了八十年。
但如果有一個超級權力，會形成一個區域間的中心穩定力量，或者建立一個價值體系，或者依其政策，形成一個國際行事的準則，則比較容易建立「國際秩序」。各國之間的衝突，也比較容易找到仲裁者，得到新的平衡。這在今天看來只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常識。但在十四、十五世紀時，根本不存在這樣一種「國際秩序」的概念。然而，東亞確實存在一個「超級權力」，那就是中國。
中國的「朝貢體制」，從唐朝開始即存在。日本、韓國、越南等的朝貢與文化學習，形成一個共同的文化圈。不管要叫「儒家文化圈」（似乎說得通，但不夠完整，因日本與唐宋的交流中，仍有相當多的佛教僧侶，來中國學習佛教文化）、「漢字文化圈」，或者「中華文化圈」，總之，由於中華文明的存在，使得這些國家之間，存在一個共同的文化與價值，這些價值又形成為修身問學、政務行事、公共行為、社會秩序、國家交往等的「不成文規範」。這個不成文的價值規範，早已存在於東亞。歷經唐、宋、元的東亞經貿活動、文化交流等，至少慢慢形成一個共同的價值。
即使豐臣秀吉在十六世紀末想「征服世界」，攻打朝鮮，並派專門特使人送信到東亞國家如印度、麻六甲、馬尼拉、臺灣等，其要求也無非是叫各國來向他朝貢，承認他才是一統天下的大王。所學習者，無非是明朝的朝貢制度。
以今日眼光來看，這也是一個容易理解的過程。因中國是一個貿易的大國，貿易大國比較有權力成為規則的制訂者，決定交易的規則、地點、方式等。而交易的語言使用，也很容易變成中文。相對的作為交易重要地區的中亞，伊斯蘭的信仰與阿拉伯文，也是一個重要的語言。
所以在今天的泉州，還保存著一個建於1009年的清真寺，不僅建築的門窗遺物保存著阿拉伯風格，寺內的門頂和龕內仍刻有古體阿拉伯文寫的《古蘭經》，足以見證宋朝時，泉州作為世界第一大貿易港的地位，以及多元民族共同來此經商的盛況。有意思的是，泉州現存的墓碑雕像與石刻，往往在一尊雕像中，包含印度教、佛教、伊斯蘭、儒家等文化元素，恰足以顯示出東亞文化的融合與開展，早已存在於民間。
這些歷史追溯，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說明了歐洲人在地理大發現時代的東亞發展，不是無根的，而是建立在東亞舊有的商業文明的基礎上。所以，1498年葡萄牙人瓦斯科．達．伽馬繞過好望角，率船隊駛達印度西海岸的科利科特，開啟亞洲與歐洲連通的新門戶時，是對亞洲的影響，絕對不同於西班牙對加勒比海群島、墨西哥、秘魯那樣災難性的劇變。一如《劍橋中國明代史》所論斷的：「在蒸氣船時代之前，亞洲的海商在絕大多數商路上，在絕大多數商品上，仍然是歐洲人的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在荷蘭人1670年代向爪哇推進之前，以及在1750年英國勢力在印度崛起之前，歐洲的政治勢力仍侷限於一些小島和海岸的圈占地之內。」
此論點，也可以用來觀照荷蘭人對臺灣的「殖民」，其實不能說是全面殖民，而只是在「海岸的圈占地之內」。對廣大的臺灣內陸，根本談不上殖民管理。真正向內陸開拓，其實是鄭成功、清朝之後，由不斷移民而來的漢人才開始。
從更長遠的大歷史來看，以明朝朝貢體制所建立起來東亞國際關係，在無形中形成一個文化規範，凡是對明朝朝貢的國家，遇有彼此間的爭端，會來向明朝皇帝求助。無形中，明朝成為東亞和平的守護者。
例如葡萄牙攻打占領麻六甲，麻六甲國王派人來向明朝求助。而一直想跟明朝貿易的葡萄牙船隊的代表皮雷斯（Tomé Pires），在廣州等了好幾個月，好不容易在1520年1月終於獲准前往北京，5月途經南京的時候，正巧正德皇帝也來到南京。這是晉謁的大好機會。卻不料，麻六甲國王派來的使臣也在南京，向正德皇帝報告葡萄牙人如何攻打麻六甲，濫殺當地居民，焚燒港口所有船隻，槍炮無情，殘殺無辜，狠狠的告了一狀。結果正德皇帝見都不見，還要求葡萄牙人把麻六甲的土地還給國王，否則貿易的事免談。
真正的東亞爭戰，都是小型的。除了遼東邊境與蒙古、大金長年的邊境貿易衝突，交錯進行，以及東亞海域的倭寇、海盜、海商的各種小騷擾，並無國與國之間的戰爭。
唯一的一場大戰，就是1592年豐臣秀吉攻打朝鮮。而朝鮮一樣求助明朝皇帝。此時已是萬曆，即使他長年不上朝，卻仍下了決斷，派數萬大兵馳援，把豐臣秀吉的軍隊打退，僵持一年多以後，小西行長以一紙和約結束戰事。明朝依舊是維持東亞秩序的超級權力。
東亞有一個超級大國的好處，便是有一個維持國際秩序的權力中心，而明朝的國際關係與政策文化，也會形成對東亞其他國家的影響力。東亞能維持長期的和平，與此大有關係。反而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來了以後，因為占領麻六甲、馬尼拉等地，開始發生國與國的衝突。等到十七世紀荷蘭人來了之後，由於荷蘭人正在和西班牙打獨立戰爭，此時葡萄牙又與西班牙合併為一個聯合王國，於是荷、西戰爭從歐洲一路打到東亞。甚至延燒為荷蘭攻打馬尼拉、澳門、澎湖、月港的藉口。
真正的大型海戰，是從荷蘭開始的。從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之前，也就是英國工業革命，發展出蒸氣鐵製大船，有了強大的船堅炮利之前，其實亞洲都還是維持一個「大中華文化圈」的和平狀態。戰爭，其實是歐洲的帝國主義帶來的。
不得不說，東亞國家之間，有長遠的歷史淵源和內部秩序，那是遠在歐洲人東來之前就已長期存在的。但被歐洲國家給改變了。而且至今，歐美國家仍透過各種方式，經濟的、政治的、操控某一個國家內政等方式，在操控東亞，並全力阻止東亞國家建立起自主的秩序。
如果研究歷史是為了展望未來，則這一段即是我們研究大航海時代，不能不知的核心。
３. 現代世界體系的建立
十五至十七世紀，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分別從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到東亞，展開貿易、傳教、殖民地等活動，讓東亞文明與歐洲文明，從海上展開更全面的接觸，更深入的影響，世界版圖因此改變，世界的權力結構因此改觀，而東亞也從貿易港、香料來源地，到絲綢、瓷器供應地，進而成為歐洲各國東印度公司的首要經濟支撐。因此，可以說東亞是歐洲全球資本主義萌芽期的基礎。而1514至1662年間，也就是葡萄牙人進入中國，到1662年鄭成功從荷蘭人手中收復臺灣，則被《劍橋中國明代史》專家視為是「中國的人民與政府都捲入了『現代世界體系』發展的第一階段之中，並受其影響」。
曹永和在〈中國海洋史話〉中認為，這一階段的交往，東亞並非弱者，反而因為東亞文明的特殊產品（如香料），以及更為高檔的消費品，如絲綢、瓷器等，為當時歐洲的生產技術所不及，遂變成歐洲貴族的高級消費品，而大行其道。歐亞之間的經濟貿易是亞洲出超，而歐洲則從美洲或其他地方取得的白銀，來購買需要的商品。
葡萄牙率先建立起從麻六甲到澳門，再從澳門到日本長崎的三角貿易，再由麻六甲連接到歐洲伊比利半島的「世界經濟體系」；西班牙則將墨西哥、秘魯的白銀，長途運送到馬尼拉，再與福建月港運來絲綢、瓷器等交易，再從馬尼拉轉墨西哥灣，回到歐洲，建立起一條黃金航線；荷蘭也隨後也建立起歐洲、巴達維亞、漳州、長崎之間的四角貿易航線。英國也不例外。「世界經濟體系」的第一階段就這樣慢慢建立起來了。
這些航線若無東亞的物質文明、高級商品為基礎，絕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利益，去維持這樣的航線。而西班牙、葡萄牙之於中南美洲殖民地所產的白銀，若無明朝以白銀為貨幣的巨大需要量，僅靠奴隸貿易是難以維持的。
現在我們已經非常習慣全球化的國際貿易航線，但最初是怎麼建立起來的？在東亞，每個國家有不同的國情，不同的語言、信仰、風俗、文化，又是如何開始看待這些遠方來的歐洲克拉克大船？在東西方開始接觸的時候，雙邊又曾產生何種碰撞與火花呢？更重要的是，這些碰撞，最後又產生什麼樣的結局？這些結局又如何影響後來的世界體系，從而形塑了今天的世界，變成今天的東亞與世界。這些課題已不只是東亞的，也是世界史的課題。
很幸運的，許多新的研究成果，已為我們找出不同於以往歐洲帝國視野的分析，看見一個更為深邃而遼闊的東亞文明，包括中國。而這些東西方文明的交會，又指出今日世界局勢演變的根源。
從東亞的角度看，這一段大歷史的重建，有更為特別的意義。
首先，東亞要藉此找回自己的歷史。找回歷史，不只是找回過去，主要是建立自己的話語權，找回東亞的主體性，其目的是走向未來。以往的話語權都是由歐美主導，因此東亞國家無非是落後而等待拯救的黑暗大地，如今人們重看自己的歷史，反而某些古老文明、地方市集、特殊工藝等，重新被發現，而且證明這是人類文明非常珍貴的遺產。
其次，從東亞內部來看，各國有共相也有殊相。各國有必要找回自己的主體。東亞國家與城市在大航海時代有一些共性，面對著相類似的衝擊，但也有各自際遇的特殊性。許多城市，如麻六甲（明朝稱為滿剌加，2008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雅加達（荷蘭殖民時期稱為巴達維亞）、馬尼拉、漳州、長崎、平戶等，也都有自己的特殊歷史記憶，因此這些國家與城市，都有必要重建自己的歷史文化。例如，在日本的長崎，就保留著特殊的交流歷史，重建這個城市與東亞、與世界交流的記憶，包括與中國交流的港口、寺廟、中國人聚居的中華街、荷蘭貿易口岸的出島等。又如澳門則保留了葡萄牙的天主教堂和建築遺跡。用自己城市的觀點回顧歷史，而不是用西方的視角看自己，這才是建立主體性的開始。
第三，東亞內部也有內部的矛盾與衝突，各自都需要自己的論述。這些錯綜複雜的歷史，也有待釐清，如此有助於了解東亞國家之間交錯影響，既衝突又合作的進程。例如1592年豐臣秀吉對朝鮮發動戰爭，意圖占領朝鮮後進占北京，占領中國。這一場戰爭，日本人稱為「朝鮮征伐」／「日明戰爭」，韓國人稱為「壬辰倭亂」／「壬辰衛國戰爭」，明朝稱為「朝鮮之役」／「萬曆朝鮮戰爭」。一場戰役，三種立場，從名詞就可以看出來，各國迥然不同的歷史敘述。同時，從十六世紀豐臣秀吉朝鮮戰爭的思路，我們也可以發現二十世紀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的兩條路徑，原來根源於此。
第四，從中國歷史看，值得探究的課題是：明朝如何沒落的？如果明朝曾是東亞的「超級權力」，它的商品，絲綢與瓷器曾是世界最大的名牌，明朝是當時最大的出超國，這樣強大的經濟力，又是如何衰落的？能不能從明朝與歐洲國家交往的歷史中，找到它的一些發展軌跡，總結出一些經驗教訓，指引未來的方向。
最後，一如歷史研究不是為了過去，而是為了指向未來，我們要問的是：這些十六、十七世紀歐洲人對東亞的思考方式，是否仍舊有效，依然根深蒂固的保留在今天東西對抗的關係之中？例如二十一世紀中美對抗時，那些十七世紀的幽靈會回來嗎？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一點啟示嗎？
４. 臺灣命運的關鍵年代
若從臺灣視野來看，這一段歷史是臺灣命運的轉捩點。
若非大航海時代的開啟，荷蘭人兩度進占澎湖，想打開中國貿易，明朝政府不會想把荷蘭人引到臺灣大員，那臺灣很可能是一個南島語族居住的海外樂園，而不會引起國際的注目。然而，明朝的官員早已清楚，福建、日本海商會在臺灣交易；中國海盜、日本倭寇會在這裡躲避追緝，補給食物，十六世紀末，海盜林鳳則從臺灣出發去攻擊馬尼拉的西班牙人。所以除了明朝早已留意臺灣防衛的重要性，日本、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也都注意到這個戰略要地。臺灣躍上世界史，正是從這裡開啟。
而1604與1622年，荷蘭人兩度進占澎湖，就成為非常關鍵的時刻。
160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派韋麻郎（Wybrand van Warwijck）為司令，率領艦隊先想攻打澳門，再進占澎湖三個多月，最後被沈有容勸退。1622年，又由雷爾生擔任司令官，率領大隊人馬攻打澳門，大敗而歸，隨後轉向占領澎湖，並且出兵攻打中國沿海，威脅明朝必須開放貿易港，並且不許澳門、月港航行出海，與馬尼拉、長崎貿易。中間歷經海上劫掠、沿海搶劫、交涉談判，甚至海戰爭，最後在1624年，被明軍所迫，退出澎湖，轉到臺灣大員（今天臺南）。
所以荷蘭這兩度進占澎湖的歷史很重要，很關鍵，因為正是它決定了臺灣的命運，從四百多年前，直到現在的命運。臺灣命運的轉捩點，就在澎湖。既然如此，我們怎麼能夠不好好研究清楚這兩度進占，以及和明朝的交涉，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對往後的歷史有何影響？
不只臺灣，這兩個事件的衝突與交涉過程，牽涉到人們稱之為「第一波全球化時代」（或「世界經濟體系的始建時期」）的諸多問題，包括：歐洲國家如荷蘭，其來到東亞的目的為何？政策思考何在？權力的本質為何？權力的範圍有多廣？它是代表著歐洲國家對東亞的權力關係？或者是歐洲國家衝突的延伸？荷蘭又如何因應自己與明朝的接觸與衝突？在明朝的政治環境下，荷蘭（不管是被迫或自願）最後做出什麼選擇？
基於此，本書就是想以荷蘭這兩次進占澎湖的大事件為藍本，探討東西方文明接觸之時，所產生的諸種課題：明朝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有什麼立場上的差異？談判的條件為何？考慮為何？雙方對衝突的處理模式，有什麼不同？如何尋求折衝的平衡點？是擴大衝突？還是尋求妥協？明朝堅持的原則是什麼？底限何在？而荷蘭的堅持是什麼？底限何在？雙邊處理衝突的對策為何？明荷雙方有何不同？
這些都反映出東西方兩種文明的本質與思維方式的差異。而這些面向，都會反映在兩次事件的交涉過程中。
當然，我們也必須探討歐洲國家之間在東亞的矛盾與競爭。這包括了：葡萄牙、西班牙如何開始來到東亞，它們與明朝接觸的經驗與過程，荷蘭與西班牙的獨立戰爭，當年歐洲國家在東亞互相搶劫的海盜行徑，以及歐洲的戰爭如何延伸到東亞。這其中，自然包含著錯綜複雜的人脈與國際關係。
這一切，包含著跨國貿易、海上搶劫、海盜、海商、海戰等，環繞著海洋而生的所有故事。即使不要刻意去強調，都足以構成為鮮活而又充滿戲劇張力的場景。
在讀中國大歷史的時候，我們總是從陸地文明開始，從大陸政權的農業生產、農民革命、土地制度、朝代更迭、飢餓與革命，或者從北方的遊牧民族與漢族的生存戰爭等等，去探討談中華政權的興衰。但似乎從未以一個島嶼的、邊陲的角度，去反省中央政權的政策是否正確，會不會造成政權的興衰更迭。
從邊陲的視野，從海洋文明的視野去重新審視中國，去透視明朝政權的思維方式，在現代中國仍是有意義的。畢竟，中國的政權一直是陸地文明的思維，而非海洋文明的思維。如果從海洋文明回望中國大歷史，整個視野自會有所不同。
本書，即是一個新的嘗試。從一個中國南方的小島嶼──澎湖出發，從邊陲、島嶼、海洋文明的角度，來重新審視大航海時代，這個小島嶼與世界的強權：日本、朝鮮、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等交會的歷史。
從這歷史中，看見明朝與世界的交會，乃至大陸與海洋文明交會的剎那，它所顯現的某一些現象。這些現象，小至只是一篇上呈的公文，一篇荷蘭寫給明朝官員的信，或者荷蘭人的公文；然而從那些文字裡，我們仍可以看見一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的思維方式；也可以看到大明帝國對海洋文明的基本態度。這樣的思維方式與基本態度，決定了往後幾百年，中華文明面對西方文明的挑戰與回應。
它仍有許多值得探討的課題。
現在，讓我們從澎湖開始，進入十六世紀的東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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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革命（英語：Scientific revolution），指近世歷史上，現代科學在歐洲萌芽的這段時期。在那段時期中，數學、物理學、天文學、生物學（包括人體解剖學）與化學等學科皆出現突破性的進步，這些知識改變了人類對於自然的眼界及心態[1][2][3][4][5]。科學革命發源於歐洲發動十字軍東征與貿易，使得中東的古籍從阿拉伯被帶回來，文藝復興時代結尾之時，這個歷程一直持續到18世紀末，開始了科學進步的歷程。
科學革命使科學成為西方社會日益重要的一部分，它創造了全新的工業、影響了人們的生活及思維方式。
科學革命從技術上讓歐洲建立世界霸權成為可能，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霸權的性質和作用。在藝術、宗教或哲學方面東西方民族做出了相似的貢獻，但是在科學和技術方面，只有西方掌握了自然界的種種規則，並利用其促進人類物質世界的進步。
科學革命的衝擊，造成啟蒙運動與工業革命的出現，影響了歐洲與人類的社會。科學革命的開始日期，史學家仍有爭議。但1543年尼古拉斯·哥白尼出版的《天體運行論》通常被認為是科學革命的起點。從1543年，一直到1632年伽利略出版《關於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這段時間，常被認為是科學革命的第一階段。在這個階段中，那時教會腐化正面臨人們的懷疑與變革，此風潮復興了古希臘與羅馬時期的舊有科學知識，被稱為是科學復興（Scientific Renaissance）。在伽利略之後，則是現代科學的興起，艾薩克·牛頓在1687年發表《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後，科學研究的證明方法被確定，通常被認為標誌著科學革命的完成。[註 1]
概論
科學革命基於對中世紀古希臘研究的基礎之上，並以羅馬/拜占庭科學和中世紀伊斯蘭科學加以闡述和進一步發展。一些學者認為傳統基督教與科學的發展有一定程度上的聯繫。[6]
將科學發展稱為革命，這類用語起源於18世紀。如亞歷克西斯·克勞德·克萊羅在1747年，稱艾薩克·牛頓的理論，造成了一個革命。這個形容詞也曾被使用於描敍安托萬-洛朗·德·拉瓦節命名氧氣的成就上。19世紀時，威廉·休厄爾首次提出，歐洲在15世紀及16世紀的變化，主要來自於科學本身（或是科學方法）的變革。在20世紀時，史學家亞歷山大·夸黑首次提出科學革命這個名詞，並建立了完整的論述。
儘管科學革命的具體時間仍有爭議，科學史的萌芽可能開始於14世紀，也有歷史學者認為化學和生物學的革命開始於18、19世紀。[7] 但公認的是，在16至17世紀之間，物理學、天文學、生物學、數學、醫學以及化學的思想都經歷了根本性的變化，由中世紀的觀點轉變為現代科學的基礎，不論是在各個獨立的學科內，更是在對整個宇宙的認知中。
根源
近代科學革命是西方文明特有的產物，這可能是因為只有在當時西方地理條件下有大量不同的思想接觸，科學家、哲學家、鉅商匠人三者才能實現統一的進步。在那時神學與煉金術等對知識體系還佔據主導地位，基督教意圖強烈的追求傳教活動帶來了文化交流，其後中東的羅馬古籍與歐洲教義記載不符，引發了劇烈的思考，改變西方文明對現實世界的態度，實現了思想和勞動的結合，實作精神奠定了科學的基礎，來自中國的紙與印刷術也推動了科學的發展。
科學革命發生在西方的原因包括：
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的學術成就使人民更加重視古希臘及古羅馬文明遺留下來的學術成果。
西歐寬鬆的社會氛圍使工匠和學者的聯繫加強。
地理大發現和海外地區的開闢使商業和工業對技術提出更高的需求，技術進步又促進了科學的發展，科學的發展同時亦促進了技術的進步。[8]
現代科學方法論的思想歷史
從17世紀開始，在以培根為代表的思想家們所倡導的科學方法論觀念影響下，基於系統化實驗方法論與實踐哲學的研究傳統逐漸被科學界接受。培根提倡的是一種使用歸納方法獲取知識的哲學——即，相對而言，不是像亞里斯多德那樣強調主觀認知的宇宙世界觀體系，並試圖擺脫亞里斯多德經典邏輯三段論為中心的古典方法論的束縛，而是嘗試以開放的心態觀察現實世界。——與早期的亞里斯多德演繹方法形成對比，通過這種方法對已知事實的分析，產生了對於現實自然世界更為深刻真實的認知。在此基礎之上，在現代科學方法論的沿革歷史中，許多科學家和哲學家認為需要將歸納法哲學與演繹法哲學兩者健康地結合起來——既願意質疑既有成見與自然哲學觀念體系（即，從現實世界客觀現象進行歸納研究），同時也願意從抽象哲學出發對於現象進行理論性推演（即，從概念出發而進行演繹法哲學的研究）。
到科學革命結束時，在主流自然哲學家的世界觀體系中，自然世界已經變成了一個機械的（即認為自然世界有著精確的數理邏輯規律）、數學的世界，可以通過實驗研究來了解。雖然牛頓科學並非在所有方面都與現代科學一模一樣，但它在許多方面在概念上與我們今天的科學相似。現代科學的許多特徵，尤其是在制度化和專業化方面，到19世紀中葉成為標準。
英國經驗主義一詞開始用於描述其創始人弗蘭西斯·培根（被描述為經驗主義者）和勒內·笛卡爾（被描述為理性主義者）之間的哲學差異。[9]
培根的貢獻
弗蘭西斯·培根是建立科學調查方法的關鍵人物。科學革命的哲學基礎由被稱為現代科學方法論之父的弗朗西斯·培根提出。他的著作建立並推廣了科學探究的歸納方法，通常稱為培根方法，或直接稱為科學方法。他對研究所有自然事物的計劃程序的要求，標誌著科學修辭和理論框架的新轉變，其中許多內容仍符合如今正確方法論的概念。
培根提出了對所有知識過程的重大改革，以促進神學和人學的進步，他稱之為《The Great Instauration》（即《大變革與大復興》，其中包含了變革與復興兩層涵義）。培根認為，這種改革將導致科學的巨大進步和後世的技術新發明，從而減輕人類的苦難，並滿足人類饑渴與物質需求。他的《新方法論》（Novum Organum）於1620年出版。他認為人是「自然世界的管家和解釋者」，「知識和力量是同義詞」，「效果是通過方法和工作產生的」，以及「人的作為只能是控制自己的身體與行動；而自然世界則內在地完成其餘部分的工作」；人「只有服從自然才能指揮自然」。總之，這是培根的哲學摘要，即通過對自然的了解和正確方法的使用，人類可以支配自然世界的自然工作以產生確定的結果。因此，人通過尋求對自然的認識，可以達到對自然的控制——從而重新建立因墮落而失去的「人之國度」與人的原始純潔。他相信，通過這種方式，人類將擺脫無助、貧困和苦難的境地，同時進入和平、繁榮和安全的境地。[10]
為了獲得關於自然的知識和控制自然的能力，培根在《新方法論》（作為《大變革與大復興》書集中影響最深遠的一部書）這部作品中概述了一種新的邏輯系統，他認為它優於舊的亞里斯多德經典邏輯三段論方法。對培根來說，哲學家應該通過歸納推理的方法，從事實到規律，再到物理定律；然而，在開始這種歸納之前，研究者必須將他或她的思想從某些歪曲事實的錯誤觀念或傾向中解放出來。特別是，他發現從前的哲學過於專注於文字，尤其是話語和辯論，而不是實際觀察物質世界：「從而使哲學和科學變得狡猾和不活躍。」[11]
培根認為科學最重要的是不要繼續進行空泛的智力討論或僅僅以默想為目標，而應該通過提出新的發明來改善人類的生活；為此，他探索了技術發明的深遠意義和改變世界的特徵，例如印刷機、火藥和指南針。[12]
十六至十九世紀時的科學思想和科學家包括：
尼古拉斯·哥白尼，1543年出版了《天體運行論》，提出了日心說理論，質疑天主教的「地球中心說」，史稱「哥白尼革命」。
安德烈·維賽留斯，1543年出版了《人體構造》，解釋了血液在人體內循環的過程，還從解剖屍體組裝了第一副人類骨架。
威廉·吉爾伯特，1600年出版了《論磁石》是物理學史上第一部系統闡述磁學的科學專著。
第谷·布拉赫，對16世紀末期所認知的星體進行了詳細並且準確的觀測，為克卜勒的研究提供了基本數據。
弗蘭西斯·培根，企圖通過分析和確定科學的一般方法和表明其應用方式，給予新科學運動以發展的動力和方向。發明「歸納法」，出版《新工具》一書
伽利略·伽利萊，改進了望遠鏡，並對金星和木星的衛星進行了準確的觀測，於1610年發表觀測結果。通過理論分析與實驗推翻了被奉為圭臬的亞里斯多德的力學體系並建立了近代力學。
約翰內斯·克卜勒，1609年發表了關於行星運動的兩條定律，1618年發現了第三條定律，就是後來被稱為「克卜勒定律」的行星三大定律，說明了行星圍繞太陽旋轉的理論。
威廉·哈維，通過解剖等手段展示了血液的循環。
勒奈·笛卡爾，是演繹推理的先驅，1637年出版了《方法論》。
安東·范·列文霍克，建造了高清晰度的單顯微鏡，研究了毛細管循環和肌肉纖維。他觀察了血球、精子與細菌，並繪出了它們的形象。於1683年發現了細菌。
艾薩克·牛頓，1687年7月5日發表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裡提出的萬有引力定律以及他的牛頓運動定律是經典力學的基石。牛頓還和萊布尼茨各自獨立地發明了微積分。
進程
16-17世紀
近代科學最主要的進步發生在天文學領域，哥白尼接受了一些古代哲學家的觀點，認為太陽而非地球是宇宙中心。伽利略使用當時新發明的望遠鏡，以經驗支持哥白尼。
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提出萬有引力定律
科學早期階段最傑出的人物是牛頓，他在光學、流體力學、數學方面的工作都具有開創性，除此之外，他還在《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提出了萬有引力定律。[13] 人們開始把牛頓的物理學分析法應用於整個人類社會。
宇宙中物質的每個粒子都對其他每個粒子有引力；引力與兩個粒子之間距離的平方成反比，與它們的質量成正比。
——艾碩·牛頓
18-19世紀
後期開始的工業革命與科學革命之間相互影響，1769年，瓦特改良的蒸汽機為工業革命提供了相對無限的動力。[14]如果沒有科學革命，工業革命完全有可能在紡織品生產加速後逐漸消失，就如同中國歷史上所發生的那樣。
瓦特蒸汽機
19世紀前期化學受紡織業迅速發展的影響成為當時進步最大的一門科學。安東尼·拉瓦節提出物質守恆定律：在一系列化學反應中，儘管物質的形態可能發生變化，但它的數量不會變。
達爾文在19世紀發現人類本身的進化規律，其學說雖然在後來研究的基礎上得到了詳細的修改，但其要點實際上已為當時所有科學家所接受。但是在某些領域，特別是在教士中間，存在著激烈的反對意見。達爾文主義廢黜了人類在地球歷史上的中心地位。後來，達爾文的學說被應用到社會舞台上，被稱作社會達爾文主義。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7%90%86%E5%A4%A7%E5%8F%91%E7%8E%B0
地理大發現（英語：Age of Discovery；又名探索時代、海權時代、發現時代、大航海時代）指從15世紀到17世紀時期。該時期內，歐洲的船隊出現在世界各處的海洋上，尋找著新的貿易路線和貿易夥伴，以發展歐洲新生的資本主義。在這些遠洋探索中，歐洲人發現了許多當時在歐洲不為人知的國家與地區。與此同時，歐洲湧現出了許多著名的航海家，其中有克里斯多福·哥倫布、瓦斯科·達伽馬、貝德羅·阿爾瓦雷斯·卡布拉爾、胡安·德拉科薩、巴爾托洛梅烏·迪亞士、喬瓦尼·卡波托、胡安·龐塞·德萊昂、斐迪南·麥哲倫與胡安·塞瓦斯蒂安·埃爾卡諾等。
在當時，遠洋航行意味著冒險：他們無法準確測量經度[注 1]，木製船殼無法抵抗船蛆的侵蝕，儲備的食物不適合長期航行[注 2]，船上的衛生與生活條件也十分糟糕。然而，受經濟利益與政治利益的雙重驅使，這些人所進行的探索極大地擴展了已知世界的範圍。[1]
伴隨著新航路的開闢，東西方在文化、貿易之間的聯繫大大增加，使西方文明擴展至全世界，同時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與自由貿易也開始出現。歐洲這個時期的國土擴張及快速發展，奠定了其超過亞洲繁榮的基礎。新航路的發現，對世界各大洲在數百年後的發展也產生了久遠的影響。對除歐洲以外的國家和民族而言，地理大發現帶來的影響則是複雜而矛盾的，除了物資交流外，因帶給原住民的常是死亡和佔領，可說是一部大侵略史，直至近年美洲國家才開始關注原住民權益。對於地球生態的影響的也是極巨大的，例如哥倫布大交換。
葡萄牙壟斷地位的衰落
儘管西班牙的競爭對葡萄牙的壟斷造成了威脅，但葡萄牙的探索與殖民依然在繼續進行著。葡萄牙人是第一批抵達日本並與該國展開貿易的歐洲人。[46]在曼紐一世國王的統治下，葡萄牙王國為繼續控制其宣稱擁有的土地和貿易路線制定了詳細的計劃，他們的策略是在通往東方的主要航道上修建一系列的要塞。這樣的要塞與殖民地有黃金海岸、魯安達、莫三比克、尚吉巴、蒙巴薩、索科特拉、荷姆茲、孟買、果阿、加爾各答、馬六甲、澳門與帝汶。此外，葡萄牙人還統治著巴西，這片土地於1500年由葡萄牙人貝德羅·阿爾瓦雷斯·卡布拉爾發現[47]。根據1494年的《托德西利亞斯條約》，巴西被「劃分」在了葡萄牙的一側。
葡萄牙的本土位於伊比利半島沿海地區，難以向內陸擴張。隨著時間的過去，過於窄小的本土極大地限制了它的擴張能力，令它無論在財政還是人力上都顯得越來越力不從心。此外，分布於全世界的葡萄牙要塞長期面臨著人力與裝備缺乏的處境。因此，葡萄牙無法與其他更加強大的勢力競爭，其殖民地與貿易註定要被他國蠶食，它在東方貿易中的壟斷地位已不再長久。葡萄牙在東方霸權的衰落肇因於荷蘭、法國和英國的探索的展開：這三個國家在《在其他之中》的時候並未參與其中，因此它們沒有遵守葡西間條約的必要。1580年，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以葡萄牙前國王塞巴斯蒂昂的合法繼承人的身份兼任了葡萄牙的國王（菲利普二世是葡萄牙國王曼紐一世的外孫）。合併後的帝國又因為過於龐大而失掉了它的絕對優勢，無法應對來自新興勢力的競爭。
在西非、中東與遠東地區，英國與荷蘭逐漸蠶食掉了葡萄牙的一部分殖民地。孟買在後來被作為結婚禮物贈送給了英國。只有澳門、東帝汶、果阿、安哥拉、莫三比克與巴西還在葡萄牙的實際控制之下。荷蘭人曾經奪取了巴西將近一半的土地，但最終還是被葡萄牙人奪回了。
新興國家的競爭
非伊比利半島的國家並不認同《托德西利亞斯條約》。法國、荷蘭（從西班牙取得獨立後）與英國均有著航海的傳統；而儘管伊比利國家對它們嚴加防範，但法、荷、英三國最終還是得到了伊比利的新技術與新海圖。
曾為西班牙人工作的義大利航海家喬瓦尼·卡博托率領了法、荷、英三國派出的第一支探險船隊。受英國資助的卡博托率領他的船隊開啟了英法共同探索北美洲的時代。大部分西班牙人都忽視了遼闊的美洲大陸北部，認為那裡遍布游牧民族且未建立龐大帝國，較之中美更難以控制。卡博托、雅各·卡蒂亞和其他航海者希望在北方找到通往富庶東方的水道，但他們都沒有成功。水道並沒有找到，然而這些探索卻展示了別的可能性：17世紀初，來自中歐與北歐的殖民者登上了北美洲東岸，建立起了最早的一批北美殖民地。
法、荷、英三國還在非洲與印度洋與葡萄牙展開了競爭。荷蘭、法國與英國的船隊活躍於這些地區，對葡萄牙的壟斷地位造成了極大的威脅。隨著貿易的展開，西歐三國的貿易份額一步步地上升，而葡西的則不斷下降。除了貿易競爭外，法、荷、英三國還在當地成立了自己的軍隊，在葡西舊殖民地的附近建立起了自己的新殖民地。此外，他們還帶頭對《托德西利亞斯條約》中西班牙一側的太平洋與北美洲未知之地進行了探索：荷蘭探險家威廉·揚松和阿貝爾·塔斯曼發現了澳洲的海岸，詹姆士·庫克船長對太平洋沿岸進行了測繪，維他斯·白令發現了以他姓氏命名的白令海峽。
探索的結束與其影響
地理大發現時代結束於17世紀末。在15世紀中葉，人類知識總合中已知的陸地面積只占全體陸地的2/5，航海區域亦只有全部海域的1/10；但到了17世紀末，人類知識總合中已知的陸地和海域都已達到全體的9/10。[1]當然，遠洋探索依然繼續著。直到19世紀，歐洲人才開始探索北冰洋和南冰洋。
過去地理大發現曾被認為是緣於歐洲科技的瞬間躍進，或者少數航海先驅的英雄行徑。當代史家則逐漸傾向認為，這是從十一世紀以來，歐洲內部經濟、文化與科技逐漸成熟的結果。[61]
地理大發現對全世界，尤其是歐洲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響，它讓地中海沿岸的經濟活動進入了數千年來最活躍的時期。起初，地中海的權力和財富掌握在位於義大利與希臘人手裡；隨著君士坦丁堡的陷落，鄂圖曼土耳其帝國開始顯赫於地中海；後來，葡萄牙與西班牙進行了收復失地運動，發現了新航路並進行了環球航行，義大利城邦失去了他們對東方貿易的壟斷，歐洲的重心轉移到伊比利半島上。19世紀，西歐的法、英、荷三國開始活躍，他們主導了大西洋的經濟活動，其中一部分國家的影響力延續至今。
隨著遠洋探索的展開，跨洋的商業活動變得越來越頻繁，海外貿易累積的財富激發歐洲人在美洲和亞洲的殖民事業，促使資本主義與工業革命的發展，最終直接、間接地激發了帝國主義。此外，在歐洲社會結構方面，商人們先後取代了南歐與西歐的封建領主，成為社會中最具權勢的階層。在英國、法國及其他歐洲國家，資產階級逐步控制了本國的政治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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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大發現時期，歐洲各國紛紛遠渡重洋來到東亞展開貿易，並建立殖民地。當16世紀第一批葡萄牙人抵達澳門後，澳門變成連接歐亞的重要港口，長達 400 多年的時間裡，從城市、人文、飲食等都能發現東、西方文化彼此交流、共存的蹤跡。在歐洲崛起的另一個海上霸權 - 荷蘭為了建立能與中國、日本展開貿易的據點，也看上由葡萄牙帝國管治的澳門，並開始入侵，直到葡萄牙軍隊的勝利，荷蘭才決定打消佔領澳門的念頭，進而轉向台灣。而澳門葡軍為了安置荷軍戰俘臨時搭建名為「荷蘭園」的收容所，後來這條馬路就被稱為「荷蘭園大馬路」。若是當時荷蘭成功打贏葡萄牙，可能就不會佔領台灣，或者讓其它強權國家看見台灣的優勢(西班牙?)；而澳門也不會因為葡萄牙的統治，在文化上出現葡、澳參半的特殊情況。
https://www.cam.org.tw/rangaku-and-museums-rediscovering-the-cross-cultural-interaction-during-edo-period-in-japan/?fbclid=IwAR1e8_rfxnX8MEuV3B2nkVSpadaIQUx8uxTD9wE9U8nMBtC2qArtYxe2m5A
「蘭學」在日本鎖國時代，開啟一道日本與西方交流的門徑，而「阿蘭陀通詞」以及之後的許多譯者，在西方學術的引進、詮釋，以及知識傳播上扮演核心角色，不只是協助荷蘭人翻譯外文著作，許多人也成為蘭學家，使西方學術與日本文化展開對話。「博物館」的概念也隨著文化交流的過程而引入日本，在福澤諭吉的書中，成為一種現代化、文明的象徵，介紹給大眾。但是在各個展示蘭學、洋學資料與歷史的博物館中，並不延續「現代化」這個觀點，而是將蘭學與洋學視為文化交流的證據，重視多元文化交流所激盪出的火化。
「蘭學」1 一詞起源於江戶時代，意指「荷蘭的學問」，在日本的漢字中又名「蘭」、「阿蘭陀」或「和蘭」，而通曉荷蘭文的譯者，也稱為「阿蘭陀通詞」2 ，為日本吸收西方文化知識的重要推手。蘭學的興起與日本對外貿易的興盛有密切關聯。1597年豐臣秀吉逝世，日本對朝鮮（今韓國）的戰爭終止，為國際貿易的進一步發展奠定基礎，外國商品的進口引起日本追求異國事物的風潮。
1600年的春天，第一艘荷蘭貿易船隻抵達日本。不同於葡萄牙和西班牙明顯的傳教意圖，荷蘭主要專注於商業活動，使得德川家康於1609年批准荷蘭在日本的貿易許可。同時，耶穌會信徒的數量日漸增加，再加上各派系之間的衝突，威脅到幕府的統治，使幕府嘗試抑制耶穌會的發展。1637-38年「島原之亂」（The Shimabara Rebellion）3爆發，這是一場因官員苛捐重稅而借宗教之名所起的動亂，最終導致江戶幕府實施鎖國政策，限制日本人與外國人交流，只開放位於長崎的人工島「出島」（Dejima）4作為荷日貿易交流港口。
除了醫學之外，在日本鎖國期間，由極少數的通詞作為與荷蘭人交流的媒介，引入歐洲的醫學、植物學、天文學、曆法、物理學與化學知識，提供位於江戶（東京）、京都的知識分子汲取相關知識。在德川幕府統治末期，也要求長崎的通詞學習俄文、英文，甚至是法文，拓展對西方學術的認識，甚至派遣外交使節前往美國、歐洲、俄國等地參訪（野澤申平，2016）。
「博物館」概念的引入也是在此時期。1860年，名村五八郎（Gohachiro Namura，1826-1876年）作為隨隊通詞，與日本遣美使節前往美國華盛頓特區，首次見到收藏各式各樣文物的場所，並將此處譯為「博物館」（museum）記錄在其筆記中。「博物館」的譯名，後為日本近代著名教育家福澤諭吉（Yukichi Fukuzawa，1835-1901年）採用，在1866年出版的《西洋事情》中，介紹「博物館」為「收集並展示世界中的物產、古物、珍物，為增廣見聞而設立的場所。」（福澤諭吉，1870）隨著《西洋事情》成為當時最暢銷的書籍，「博物館」這個詞彙與概念逐漸在日本普及，甚至被應用漢字系統的國家沿用至今。
